在各種學術討論中，一般認為偵查和起訴是審判活動的準備環節，審判（當庭審判）是對定罪量刑起決定作用的訴訟活動，所以主張“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，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，判決結果形成在法庭”。深圳律師就來告訴您相關的情況是怎樣的。

　　法官應當將庭審前形成的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進行隔離，防止形成“預斷”。實踐中，有的同志主張由助理法官主持庭前會議和證據交換，避免審判長在開庭前接觸證據，影響中立審理和居中裁判。

　　首先，從案件的現狀和審判效率來看，我們不能選擇“拖延式”審判模式。而美國國家實行起訴主義，法官確實是在審判和證據孤立的情況下，主要依靠法庭審理案件。這是一個擁有屬性漫長的試驗，通常持續數天，甚至數周，數月，甚至數年。正是針對訴訟拖延的弊端，美國和英國才有“司法拖延不公平”的流行法律和諺語。

　　面對案件的爆炸式增長，我們選擇普遍延長審判時間的改革思路顯然是不合適的。即使是繁簡分流后僅占15%-20%的疑難復雜案件，也仍然難以想象如何承受長達數周、數月的審判。

　　換句話說，在相對有限的訴訟資源和時空條件下，控辯雙方要在法庭上清晰完整的舉證和質證（對于疑難復雜的案件）并不容易。即使控辯雙方都能盡職盡責，在法庭上逐一出示卷帙浩繁的文件，然后要求法官當庭鑒定，立即綜合判斷，當庭宣判，我們也只能承認這是不現實的。

　　其次，從審判方式和審判效果來看，英美法系國家普遍采用傳聞證據排除法則，這與大陸法系國家的直接和口頭審判原則相似，即法官必須出席審判，直接接觸所有證據（特別是原始證據） ，聽取所有證人的陳述（特別是每個證人的辯護反復詢問） ，然后根據自由評價原則做出判斷。

　　這種審判方式無疑具有諸多優點，但通常耗時較長，消耗大量社會資源，導致“昂貴的司法”和法院成為“訴訟競技場”的弊端，也廣為社會所詬病。具體的審判方式根植于特定社會制度的土壤。英美法官的超然態度和重視庭審的外在表現，不能不說與 "三權分立 "的基本政治制度有關

　　我國經濟憲法進行確定的公、檢、法三機關的職能部門定位是“分工負責、相互協調配合、互相監督制約”，其精髓就在于：在打擊網絡犯罪上必須通過形成一個合力，在防錯糾錯上必須講究制約。況且，就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人來說，初始證據無疑受污染最少，證明效力研究相對具有較高。

　　對法院而言，當事人為了自身利益，通常會表現出“重塑案件事實”的傾向。即使是無利害關系的證人，出于謀取利益和避免傷害的動機，也往往表現出各種規避作證義務的變化。也就是說，在法庭上提出的證據（包括證人的證詞）不一定是更有效的證據，而在法庭上的法官也不一定有更高的洞察力，能夠看穿整個審判過程中的所有問題。

　　在這種情況下，立足于公、檢、法機關的法定職責，直面現實問題，精準謀劃對策，著力完善運行體制機制，不僅是我們的制度優勢，也是我們可以期待的更好的路徑選擇。

　　第三，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進行討論，偵查、起訴、審判是查明案件事實、厘清法律社會責任的一個比較完整認識、判斷發展過程。其功能設計就是通過前后相繼、去粗取精、去偽存真，力求能夠達到我們最為接近案件客觀存在真實的認識分析結果（因事后回溯一般都是不能沒有完全重復、再現案件事實）。

　　因此，偵查、起訴與審判的關系，都是一個完整認識發展過程中我們不可或缺的一環，不宜進行簡單的描述為前者是后者的準備工作環節，后者居于企業核心社會地位。正是因為這種貌似正確而實有偏頗的觀念，很容易出現帶來一些實際管理操作上的梗阻或困難。例如，有的同志強調自己所有的證據，必須拿到法庭上經由逐一地舉證、質證，方可視為一種合法合理有效。

　　事實上，深圳律師發現，證據的種類和大小，不僅是審判方式的“一證一證”之一。對于許多案件，通過庭前證據開示，我們通常可以做一個總結，整理出爭議的焦點。這意味著，對于無可爭議的事實，證據，已經梳理和固定在一起。